林叶在大众摄影杂志投稿中寻找家庭自我认同的物品场景

一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某些摄影家中，镜头已经转向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些摄影家在城市化和流动性增加所带来的不确定社会环境中，用摄影来探索家庭的意义、思考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探讨个体在新型家庭结构中的位置与关系。一九三四年出生于北海道的日本摄影家深濑昌久，在一九五二年前往东京，并开始学习并实践摄影。他在一九六〇年的作品“猪”中，将屠宰场彩色照片与自己同居女伴怀孕期间裸照、性行为及婴黑白照片相结合，以表现个体生命面对城市压力时必须直面的残酷现实。随后，他回到了北海道，通过拍摄家族集体照来观察家庭这一基本组织结构，探索成员间关系变迁，同时也深入记录了家族解体过程。他将这部作品命名为《家族》，用以构建现代家庭记忆，凸显内部隐秘联系以及家族关系脆弱。

美国摄影家莎莉·曼恩则是在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五年间，用大画幅相机记录了自己三个孩子夏日生活。她融合了个人回忆、梦境和困惑，为作品营造了一种不确定感。在这里，她展现的是“每个母亲眼中的孩子平常之物”，认为这些照片既是通往过去的大门，又是展望未来的立足点。这类拍摄行为正是她作为母亲和家庭成员，对过去与未来的审视，是对自我认同意识召唤的一种表达。

英国攝像師理查德·比林汉姆（RichardBillingham）則於二十世紀末期原本打算將父母與哥哥拍下來作為繪畫草圖準備，但後來他出版了一本攝影集《雷伊趣事》，收錄了許多日常琐碎事件，如父親醉酒摔倒、父母間爭吵等，這些真實地呈現了比林漢姆家的生活環境，也讓人看見他如何面對並接受混亂而絕望的家庭生活過程。

類似的例子如日本攝影家荒木經惟、美國攝影家南·戈爾丁、拉里·萨尔坦等，他們通過無意識或有意識地使用攝影手法來觀察並審視身邊的人與家庭，並通過這種方式逐步確立並巩固他們在現代社會中越發脆弱的家庭自我身份認同。

二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社會結構發生巨變，一方面城市規模持續擴大，其發展速度令人瞠目結舌；另一方面，以宗族為主要組織單位的農村社會土崩瓦解，有近兩億五千萬農民離開農村到城鎮工作卻又因種種原因難以真正融入城鎮社會。這樣快速且全方位的變動猛烈地衝擊著每個人的家庭，並催生出各種各樣問題。一部分中國攝 影 家開始有意識地關注自己的 familia，用 照片 的 方式 找 尋 解決自身問題 的 方法 探討 新 時 代 家庭 的 存 在 方 式 以 及 家庭 的 意 義 與 作 用 等 各 種 問 題。

三

如果說拉黑離開 familia 是一种自我意识觉醒、一种主动行为，那么汪滢滢與故乡断裂则是一种被动行为。一九六〇年汪滢滢父亲被打成，被下放到河北馆陶王桥村，与她的母亲相识结婚后再次回到北京工作，她便跟随母亲来往于北京与杭州之间。父母离异，让她与母亲一直住在杭州，并对父亲产生陌生感，这导致她的心理问题。她四十岁那一年，她带着相机独自回到故乡馆陶希望通过摄影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段，从而创作了《洄》这个作品。

这是一个复杂的情感载体，不仅依靠视觉，还需要更为复杂的情感回忆来缝合她与故乡以及父母之间的沟壑。她将自己小时候的一家三口合照黏贴在父母背后的照片上，让已经破裂的 familia 再次重组。此外，她还将小时候的小孩照片放置于现在小孩身边，与此同时，将小时候的一家三口合照叠加到分开后的两个背景上，以消除对于父亲陌生的感觉，从而重建起对父亲情感联系。在这样的过程中，她一点点补足并修复缺失认同意识。